日前，媒体调查发现，河北石家庄一些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在执行“幼升小”政策时要求：父母和孩子3个人的户口必须在一处才能上片内学校，否则只能接受调剂。为了孩子在片内入学，一些夫妻二人中有一方户口没在片区内的，只好去办了离婚手续，由此出现了户口异地夫妻扎堆离婚的现象。

　　“子女与父母双方户口在一处”与“子女户口与父母一方在一处”，就是直接入学与接受调剂之别。如此决策的依据到底是什么？事实上，很难看出这其中有何价值层面的考量，其主要作用只是以家庭状况区分出“层级”，用以作为入学的依据。

　　公共政策如果对家庭状况作出过度细致要求，并以此决定明显的利益划分，那么就是在与家庭伦理博弈。很显然，将假离婚的板子全打在父母身上，恐怕有失客观。面对教育资源如此紧张的局面，政策又留下了一丝切口，如此选择不难理解。

　　石家庄“幼升小”致离婚扎堆的现象并非孤例，近些年假离婚或假结婚并不少见，在拆迁补偿、买二套房、孩子上学等时候都会出现。尽管户籍改革和迁徙自由是改革的整体语境，但把户籍和婚姻状况等拈出，在公共资源紧张时作为限制性依据，在很多时候甚至构成了政策制定的路径依赖。这客观上就形成了对赌，选择利益还是坚持伦理的二选一，被抛诸众多群体面前，构成他们的艰难选择。

　　在媒体的报道中有专家学者如此说：“或许教育主管部门有不得已的苦衷，片区内孩子太多，容纳数量有限，不得不采取这样‘极端’的措施。”这种苦衷，确实也客观存在。但在政策制定时，往往会决定“苦衷”向哪个群体转嫁，公共资源难以分配的苦衷可能会被转嫁为夫妻假离异的苦衷。原则上说，把公共性难题转嫁到个体身上应当是有所克制的，公共政策伦理应当与家庭伦理呈现同向的价值导向，前者理当呵护并巩固后者。

　　归根结底，出现假离婚景观的肇因依然是公共资源供给不足。古语云：仓廪实而知礼节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公共资源是否充足，政策如何导向，同样能决定民众的诚实品质与社会的道德水准。具体到石家庄的个案来说，必然是增加教育资源供给，才能实质上解决问题，才不至于构成对正常家庭关系的挑战。

　　当前，我们强调在社会树立正向价值观，很多时候影响价值观的并不只是文化产品，公共政策同样能具有重大的影响权重。不妨试想，这些“幼升小”的孩子，在接受小学教育之前，还得接受父母假离婚的“言传身教”；对于父母来说，即便被反复叮嘱婚姻的神圣，却又不得不挤进入学政策为婚姻状况留下的博弈空间。反过来，社会整体道德认识水平，又必然影响公共政策的人性化程度。

　　政策制定者须重视政策的广泛影响，一些怪现象，往往是政策“引导”出来的。个体情况总是千差万别，一一都纳入考量，为政策层层加码，目的是增加政策的严密性，却总会留下缝隙，可供个体辗转腾挪。而当缝隙越逼仄，腾挪的次数越频繁，也必然加剧震荡社会的道德认知。因此，面对社会管理治理难题，必须放弃“头疼医头、脚疼医脚”思维，始终把公平作为贯穿一切政策制定的价值尺度，寻找根本的解决之道。